• 对于具有重大价值和独立研究特点的学术研究一般上述四要素都应具备。例如：中国古代科学曾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在近代却落后了。从和谐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比较有限的作用上，可以看到较深层次的原因。通过与西方和谐思想的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偏重于社会领域；其基础是气；比较含糊、笼统；缺乏具体的规定和具体模型；提出者很少有著名的科学家，等等。这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没有出现像欧几里德几何那样的公理化系统，缺乏依靠科学理论体系自身的矛盾运动的推动，局限在生产实践推动下的朴素的发展。(毛建儒《论和谐思想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这篇论文的摘要显示，研究目的是探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研究方法是概括和对比的方法，研究结论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演绎结论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质特征。

• 人类文化的发展既有连续发展的一面，也有不连续发展的一面，但以往的文化研究只注重连续发展的一面，而仅仅从连续发展的一面进行文化研究，就不可能对文化发展得出全面的结论，导致许多文化现象不能解释，或者对历史上诸多文化现象视而不见。因此，对文化的研究，既要注重渐进的、累积的一面，也不能忽视断续发展的一面。“断层文化”概念是在对人类文化史上普遍存在的文化失落、文化绝灭、文化裂变、文化跃迁等客观事实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的一个文化理论研究的高级范畴。首先，在人类文化史上，文化断层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几乎每一地区的文化史、每一民族的文化史中都存在；第二，愈是文化古老的地区，断层烈度和密度也愈大。文化断层的客观和普遍存在，说明文化的发展存在着间断性发展的一面；文化发展的规律并不仅仅是量变质变规律，还有突变的规律，突变的规律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沿着文化断层的深入和回溯，可以发现世界各地区古代先民具有强大的科技和文化创新能力，这一点隔着历史的空间和我们自身理论研究视线的遮蔽而对之有所低估。对断层文化的研究，可以弥补当今文化研究的缺漏，对疑古学派长期盘踞文化研究领域形成的偏颇局面也是一种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修正。(孙关龙《断层文化论》，《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这篇文章的摘要显示出，研究目的为关注人类文化发展不连续的一面，研究方法为对人类文化历史的客观考察，研究结论是文化断裂普遍存在，文化发展还存在突变的规律，演绎结论是以往的文化研究存在着偏颇，文化断裂的研究是一种对以往研究的非常必要和重要的补充与修正。

• 20世纪中国学术界没有产生世界级的思想大师，这与中国学术界流行的指导思想和学术风气有关。其一是“思想抄袭”普遍而不以之为耻。自五四以降，中国学术界就一直处于西方学术的霸权话语统治之下，在西方发达和强大的社会面前，中国学者失去了应有的自信，惟西方学术的马首是瞻，变相抄袭西方的思想。其二是否定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盛行而不以之为失。有这两个原因，就足以导致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不可能出现世界级的思想创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的一大遗憾。经济的发展与学术的发展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经济落后的国家照样可以出思想大师，关键的问题是要消除对某种外在文化的崇拜，树立起内在的自信心，形成一种创造性思维的环境，这便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遗憾带给我们的启示。(严春友《20世纪中国学术之遗憾与警示》，《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这篇文章的摘要显示出，研究目的为关注20世纪中国学术界没有产生世界级思想大师的重要现象，研究方法为归纳和概括的方法，研究结论为几个方面的结论，演绎结论是只要中国消除对某种外在文化的崇拜，树立起内在的自信心，就有可能改变历史状况。

从以上三例可见，对比较大的研究课题，正文和摘要中对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直接结论、演绎结论四要素都应该交代齐全。

对于比较专题的研究，可以去掉演绎结论部分，只谈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从而完成对某项专题的学术考察。因为相当多的研究都是属于专题性的，只得出直接结论，不对其他更广泛的领域发表什么意见，因此这种摘要是最为普遍的一种。例如：

• 当前我国司法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腐败，其根本原因不是司法人员的素质差和具体管理制度的缺陷，而是制度性的权力结构存在的缺陷，继而导致司法的腐败，即我国还没有真正实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国家权力为本的司法制度，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现代司法制度的转型。实现这一转型，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将是一个较长期而艰难的历程。目前在观念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向和核心要明确，对司法、司法机关、司法权力等范畴的研究和认识要深化，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具有性质不同的法律要求要多加关注，对法律承认和平等地维护多元利益主体的新观念要树立，并处理好学习外国经验与保持中国特色的关系问题，以及扭转“非此即彼”简单类比的思维模式。(程宗璋《我国司法制度转型的意义与问题研究》，《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这篇摘要显示出，研究目的为对司法腐败问题的关注，研究方法为制度转型设想与设计，结论是几个方面的细化。

• 创新思维和非逻辑思维的关系非常密切，采取对创新思维及其过程进行研究、以创新思维为参照对象展开论述非逻辑思维的方法，可以看到创新思维的关键是直觉、灵感、顿悟等非逻辑思维。有许多人或者认为非逻辑思维能力是神赐的、天赋的，是不能培养的；或者认为非逻辑思维能力虽能培养，但却难以找到有效的方法。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非逻辑思维实质上就是一种由不充分的前提材料就得出结论的思维活动。要培养非逻辑思维能力，其实就是要养成一种由不充分的前提材料就得出结论的思维习惯。正所谓：习惯形成人的第二天性。非逻辑思维能力可以进行有效培养。(余华东《创新思维的关键是非逻辑思维》《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这篇文章的摘要显示出，研究目的为对创新思维的关注，研究方法为从非逻辑思维的角度探究创新思维的本质，研究结论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有些研究是公众长期关注的学术话题，这类话题永远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难以形成固定和一致的结论，因此没有必要再交代研究目的，直接从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入手，得出研究结论和演绎结论。这种研究在学术研究中也属于比较普遍的一种，因此这种摘要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例如：

• 什么是哲学?关键要确立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是从几位成功的哲学家的工作中去寻找和总结。这些哲学家包括洛克、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结果说明：科学是以对象化的方法对客体的认识，而哲学是某种中介以自我为对象的自我运动。哲学考察的对象是主体(自我)，考察所借助的中介是人类的各种能力，即“推理”、“看”和“作”，哲学因此由认识论、美学和伦理学构成。以此观照，中国哲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美学和伦理学领域。(赵旗《试论哲学的对象和方法———兼评中国哲学成就》，《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这篇文章的摘要显示出，研究方法是对几代有代表性哲学家的工作进行考察，得出哲学是什么的直接结论，并演绎出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特征的结论。

•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由儒、释、道三家糅合而成，看似多有分歧、对立之处，实质上根本上存在着深刻的统一，即在思维的最高层次上都强调“一”和“中”的理念，“一”与“中”正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东西方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偏于向内的阴性思维模式，重觉性，带有艺术特征；西方文化偏于向外的阳性思维模式，重理性，富于科学品味。觉性与理性是人类进步的双腿，中西文化互补、融合、汇流将成为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王义勇《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这篇文章的摘要显示出，研究方法是从统一性和对比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研究，得出“一”和“中”的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主流的直接结论，并得出中西文化互补汇流将成为人类文化发展趋势的演绎结论。

有些研究属于热门和焦点研究，作者直接发表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因而整篇文章就仅仅包括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两个部分，因而摘要的写作也只是对研究方法和直接结论进行陈述。例如：

• 科学理论创新，属于一社会的自源发展范畴。中国现阶段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和性质，总体上尚处于依附发展阶段，这决定了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尽快完成和实现科技本土化，从而促成社会文化进入到自源发展阶段。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观的深刻变革。认清中国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逻辑出发点，抓住科技本土化的主战场，对传统认知思维形态之缺陷保持高度警醒并给以自觉主动的革新，进行一场理论、实践、制度皆包含在内的完整的文化创新，这几方面构成了科技发展观变革的具体思路。(张进峰《中国科学技术本土化的历史进程呼唤着科技发展观的变革》，《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这篇文章考察的是“科学理论创新”这一热门话题，摘要显示出研究方法为历史考察的方法，结论为在诸方面对科学理论创新的认识。

• 任何生存者皆生存于生存环境之中，生存环境对生存者具有绝大的、不可超越的制约作用，人类所生存的地理环境同样对人类具有天然的、绝大的、不可超越的、千百万年来如一的制约作用，这应当是不难理解的客观真理。几千年来，不同时期、各种文化中的思想家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深度论述了这一真理，但是直到目前，人类理性还很不完善，还不能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一事关人类生存的重要思想作出完整表述。面对日益严重的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人类的理性正面临着一个必然的警醒：对于人类古老的生存信仰———地理环境决定论，清除迷雾，回归主题，是当前人类明智的也是必然的抉择。(宋正海《回归人类古老的生存信仰：地理环境决定论》，《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这篇摘要显示出，研究方法为对几千年来著名思想家就地理环境的重要作用所发表思想的考察和汇总，结论为地理环境决定论仍应是现代人们信仰中一个不可缺失的部分。

有些理论性不强、论述比较感性的领域(如文艺理论)的研究，对研究方法比较淡化，在摘要中直接交代研究结论和演绎结论。例如：

• 对经典文本的疏离与消解，拒绝提供“精神镜像”，摆脱文学由来已久的精英主义与启蒙主义理想，直逼形而下，认同世俗，放逐欲望，在同一个平面上与当代生活同流合污，已构成了近年来文学写作观的转型。这种转型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虽然有其过激和消沉之处，但其把文学从本质叙事的玄虚格局中重新归位于普通百姓的生存本真，还文学以久违了的民间色彩和大众色彩，使新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贴近现实，贴近民间，贴近大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结构中，保持文学与历史对话，与现实对话，这成为近年来新生代作家的求真之道。新生代作家的这种价值取向，应该说是对文学艺术品格的新的奠基。(赵联成《文学写作观转型与新生代作家的求真之道》，《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 解放区戏剧是中国20世纪戏剧史上与战争环境密切相适应的一段特殊存在，在整个民族面临危亡的时代，戏剧艺术“牺牲”自己一部分特性进行鼓动宣传，拯救民族于危亡，从而对历史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任何时候都应当得到肯定。然而，作为以政治思维为核心，以对立、对抗、斗争思维和善恶价值判断思维为主要内容的思维方式，对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在理解上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偏颇。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在艺术创作上选择具体的切入方式，造成了戏剧作品存在着人物形象简单化、戏剧冲突单一化、大团圆结局等艺术硬伤，不可避免地成为解放后的戏剧走向歧路的萌芽和先声。历史应当区别对待，在社会生活环境发生根本变化以后，对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戏剧在艺术上的缺陷进行检讨，方才有利于戏剧艺术自身的发展。(贾冀川《解放区戏剧艺术得失谈》，《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有的研究抛开了学术研究的固定框框和套路，完全是作者的思绪在流淌，但其研究结论对于深化认识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摘要就变成了直接结论———思想火花的聚集。例如：

• 人文科学所要求的不仅是真，而且还有善和美，因此，真理不应当是赤裸裸的，应当穿上美丽的外衣，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文本，无一不是道与语言的完美结合。人文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定量化，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特定模式的、大家用一个腔调来说的语言，因此，真理应当是有个性的，历史上那些经典的文本，无一不体现出创造者独特的概念、表述方式以及迥异于时代世俗的新异创见。真理是在人们“说”的过程中，才显露为真理的，有“说”才能够推陈出新，推陈出新才能诞生真理，因此，真理应当是谦虚的，与人为善的，是以尊重他人的自觉理解为前提的，而不是蛮横地去夺得别人的理解和强迫别人来接受。总之，真理就如同一位妙龄女子，美丽、独特、温柔、真诚，才会为大众所折服。(严春友《真理应该是美丽的》，《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 真理具有多样性，它是由事物性质及人的认识的多样性所导致的，这种多样性决定了真理的多样性。真理具有个体性，最初都是个人发现的，最终被社会承认以后才被确认为真理，这就是说，真理是个人发现的社会存在形式。真理的个体性还意味着真理必须以个人的自觉接受为前提，真理不应强加于人，真理也无须强加于人。真理是社会约定的结果，由个人的“意见”转变成真理的过程就是真理约定的过程。真理具有全体性，即任何真理都包含着未知的因素，因而任何真理都不是绝对真理。实践检验只在最终证明的意义上是惟一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实践检验存在着局限性，那些被检验为错误的东西往往已经无可挽回了。(严春友《真理与约定》，《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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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社科学术圈  | 节选自《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2期），文章为节选。